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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去依附》:70年前的那场经济战,中国的成功成为典范
2019-11-03 07:42:32 点击次数:4258次

半岛记者张燕文

9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的新书《随想录》付梓。在最新的作品《三年磨一剑》中,温教授聚焦于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经济斗争。

1949-1952年的经济危机是当时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一场重要战役,也是一场关键战役。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新政府不得不继续发行更多的货币来保证财政支出,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建国初期的经济危机极其困难。

温教授在他的新书中,通过“去依附”理论的具体实践,深入探索了此次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成功经验。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依靠亿万农民的支持,化解从大城市传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软着陆”。温教授坦言,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本书的出版无非是希望读者理解70年前“去依恋”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乃至当今世界仍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依附”与“八大危机”

熟悉温铁军教授的读者一定熟悉《八大危机》一书。《八大危机》最初是温教授在2013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出人意料的是,长期以来,它一直在金融类书籍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在《八大危机》中,温铁军教授系统梳理了新中国历次危机及其解决方案。在《八大危机》一书中,研究的历史起点设定在1959年,因为人们认为,建国初期的高通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体后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而1959年后的危机是新中国进入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后爆发的内生危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研究团队越来越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危机的排斥使得整个研究体系不完整,同时也不能满足研究过程中设定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一致”的原则要求。

因此,“依附”是对“八大危机”的重要补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也可以说是“八大危机”的前传。

为什么只有理解“依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大萧条。为了摆脱危机,美国调整了国内贵金属政策,同时将巨额成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政府基于贵金属的货币体系无法维持,而是被迫进行基于外汇的货币改革。改革后,国内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直到中华民国谢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政权被动地接受了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它必须面对城市中囤积和囤积私人资本的浪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它只能继续发行大量额外货币来弥补赤字。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又一次封锁,使国内经济基本面恶化。在内部担忧和外部困难下,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常识,新政权几乎不可能摆脱这场危机。

然而,事实是新政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平息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怎么做?

这就有必要谈谈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为欧洲中心主义控制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赖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走向依赖理论”。

1948年,国民政府依靠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来重建货币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依赖的货币体系。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取决于美国的支持程度。事实上,国家政府的货币改革是失败的,仅仅四个月后,新货币崩溃,使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

为了成功地管理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危机,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经济和金融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革命的名义,没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资本,以及旧政权控制的买办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资本,并建立了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垫脚石”。与此同时,新政权开始了农村的土地革命。农民耕种土地以实现自给自足后,他们开始寻求扩大再生产。农民向国家出售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国家将这些农产品带到城市以稳定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通过国家资本和农村土地革命之间的无缝合作,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权。发展过程中这些独特的做法和经验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脱钩”的典范。

“依附”理论对当今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人如何应对赤字和通货膨胀恶化危机的研究,不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非殖民化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对解决当今困境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那一年,国家赋予金融和货币体系以政治主权,并采取了“脚踏实地”的方法来稳定国家对人民生活最重要必需品的信贷。这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移和进口型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温铁军教授在序言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中几乎所有缓缓展开的壮丽画卷都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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